小媚@ARENA

2007年大陆热播的32集电视剧《奋斗》讲述的是一群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进入”社会“打滚”的故事。里面到处充斥着他们的迷茫和想象。这里仅选取第三集里的几个片段来为当代中国大陆年轻人对幸福的定义做个注脚:

男主角陆涛对女朋友保证:我要工作,我要努力赚钱,我要带你去吃日本饭,我要给你买奔驰车,我要带你去巴黎!

不情不愿地会了从未谋面、从美国来大陆投资的亲生父亲,在看到他在一大群西装革履的么么分公司总经理前的霸气之后,陆涛一脸崇拜地说:可以啊!你就是人家说的那种成功人士对不?然后又问:你有没有几十亿美金?父亲想了想,回答:“恐怕没有。”儿子撇嘴:“那算不上有钱啊。”

父亲教育儿子:做生意靠凶狠。这是我的,这也是我的!

但陆涛不是没有梦想。当父亲问,你觉得你能干什么?他踌躇满志的回答:我觉得,只要我愿意,什么都能干!

父:你想用你的青春做什么?

子:在北京建一个艺术家村(陆涛在大学学的是工程建筑)……各种思想、各类人都在此汇聚……艺术是对未来和完美的想象。我觉得中国需要这些。

父:很好的理想,很坏的现实。

子:我会找到工作的。

父亲沉思片刻,说:你知道什么是物质主义吗?就是,人们更愿意重复地把房间变大,把汽车的品牌变得更高级,把房间填满各种实用的东西。生活的目的不是情感,而是本能和欲望。要实现你的理想,你得幸运地碰上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对一般性的成功不太关心,而对自我发现感兴趣。那个时候人们的目光才会转向艺术。但现在不是时候。

作为旧思想代表的是继父。被陆涛视为“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书呆子一个。听说陆涛要去亲生父亲的房地产公司工作,打头第一个问题是:你喜欢吗?——然而现在有多少人会问这个问题?他们最关心的都是:一个月工资多少?有没有五险一金?

接着当他知道那个刚成立的房地产公司五证没全就开始运作,便激动起来:你们这么干是不行的!儿子反唇相讥:你知不知道人家管你们这种人叫什么?小鬼难缠!父亲坚决不帮他们过证件关,义正言辞地说:最后出问题倒霉的都是老百姓和业主!中国的老百姓,一辈子攒那么多钱容易么?我看了那么多你知道吗?!儿子也火了:我知道!我更知道咱们家十几年没变样!刘叔叔家新房你看了吗?新车你看了吗?!

生父说的是,“我可以使你的奋斗更有效率。”而继父说,“权利是国家的,良心是自己的。”

 

这样的桥段、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思维,并不仅仅是在小说或电视剧里进行;而在现实发生。在2010年的《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里,有这么几个数据:

“38.4%女大学生认同“嫁碗”(嫁铁饭碗)行为并有兴趣尝试;55.1%表示理解,但不会去尝试,6%难以接受。

“对于富二代,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40.2%不愿意嫁。

“在哪些因素能改变人生的选项中,37.7%的女大学生选择人脉、其次是运气(25.7%)、婚姻(22.7%)、成绩(12.6%),排在最后的是容貌,仅为1.3%。[1]

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自2006年起就开设新生入学就业指导的服务,也就是说,新生刚踏进校门,就开始想着怎么出去,出去了怎么“混”社会。当我仍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即使是这所号称全国排名前五的高等学府,它的大门也挡不住横流的物欲。看一个专业好不好,不是看师资力量,不是看教育水准,或者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批判能力;而是以毕业就业率来衡量。大学四年级才刚开始的时候,积极进取的学生们已经开始西装革履地出席各大面试场合及教授面试技巧的讲座;到了临近毕业时,四有好青年就应该工作有了着落并且开始庆祝毕业了。走在路上,碰见熟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考研,出国,还是找工作?”好像人生只剩下了这几个选择。工作的优劣衡量标准是工资水平、薪金待遇,而非个人兴趣。至于人生意义,则成了一个笑话,是人生不可承受之轻。

我们是怎么了?从什么开始,我们把幸福等同于物质财富?又是为什么,我们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大军中盲目前行,而从不停下自己纷忙的脚步,问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追求些什么,为什么而奋斗?

为了尝试回答以上疑问,离不开对我们所处社会脉络的分析。

首先,1993至1994年的经济危机,迫使“政府在严重的财政赤字压力下大幅度从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事业领域退出”[2]。“改革之前中国的大多数公共服务都是由事业单位提供,它们是依附于各级政府的公立机构,包括学校、医院、农业技术推广站、文化中心等。……但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大,……政府应该承担的功能萎缩,甚至退出这些公共部门。……公共服务部门也竞相提供收费服务。于是,城乡社会开支和公共部门服务成本就越来越多地由市民和农民承担了。”[3]比如,“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本应为公共品的基础教育,也因改革之名而由老百姓里埋单了。……1996年开始实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但结果是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减少,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比例上升。[4]

到了1998年,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宣布,“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5]”,目的是,“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改革,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6]。”

这些改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不再靠集体,“一切要靠自己”。 “爱拼才会赢”,“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竞争逻辑开始扎根,竞争意识教育从娃娃开始抓起,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最好我们不要把它冠以“主义”的帽子,否则显得太冠冕堂皇——遍地吃香。理想已死,被现实扼杀;梦已醒,被现实敲醒。鲁迅先生说的那一铁皮屋子里的人醒来了么?或者,不过是换到一个大点儿的钢筋水泥屋,仰头看着玻璃天花板外的花花世界,做着更大一点儿的白日梦?

 

接着,我们被告知,“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全球化;全球化也离不开中国”。“同期的对外经济贸易部文件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7]”,“中国政策界主流积极认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加入全球贸易组织的谈判[8]”。

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它被等同于普世价值,是不可抵挡的潮流,是双赢局面;全球分工下的我们,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扮演了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出卖了身体,劳动人民们用血汗换来的不是丰衣足食,而是承担了被所谓发达国家、被既得利益集团转嫁来的成本。当富裕阶层在街头、在各式传媒耀武扬威地炫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有理由采取仰望的姿态,以为是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努力、不够漂亮才过不上好日子;必定要更加勤劳勤俭勤奋才能发家,而且终有一日能“像他们一样”。

这里说的“他们”,有本国的新贵,但更多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模范富豪——或者说,“符号”,已然象征着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一种“先进”的生活品味。我们向西方看齐,向西方中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美利坚合众国看齐。“言必称美国”,我们沉浸在美剧、美国产品、美国中产价值、美国生活方式中乐不思蜀。

 

被商品化了的公共品和人

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的商品属性由此确立。(温铁军等,2013:147)跨国粮农企业由此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把中国农民变成农业工人、现代农奴,把农民和他的土地割裂开来,我把它理解为发生在金融资本时代的农民异化。

本为公共品的住房也商品化了,成了“商品房”;有钱的炒房,没钱的成房奴。资本主义不仅剥削人的剩余价值,而是剥削人的生命。何以见得?举一个身边人为例,我的哥哥。大学毕业后在厦门工作已三四年,在一家通讯公司上班,和无数年轻人一样,在大城市买房无望,自己租房住。可是在领着女朋友回家见过父母后,父母开始催他在厦门找房子,开始“供”。理由是,反正你俩早晚都得买,现在用租房的钱来供以后终将属于自己的房子,不是比较划算吗?首期付不起,不要紧,父母可以帮你们先垫着。可是我哥哥总是搪塞而过,坚持租着那个“不划算”的屋子。后来他才告诉我原因。因为,哥哥说,买了一个房子,等于卖了自己的一辈子啊。意思就是说,我就得在这个地方住下去了,就得在这个所谓稳定的工作里做下去了;生活不可能再有其它的可能了。就为了每个月都必须缴上的那一笔房贷。

教育、医疗商品化,导致的是“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加重学生负担[9]”,并“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10]”。

被商品化的,不仅是以上提到的种种;我们的思想也被商品化了,我们成了商品化的人。我们把一切标上价格,我们就钱论事。我们论理不论人,论钱不论理。我们被告知生活由我们掌控,命运由我们创造。在这样的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大环境里,为了过上如前所述的“美好”生活,我们要奋斗。为了幸福,我们要奋斗。可惜的是,幸福被等同于物质享受。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幸福。这俩字不俗气,俗气的是我们,是我们把它搞得乌烟瘴气。我们要重新提幸福,重新提梦想,重新提未来。我们要看清自己所处的现实,看清自己所处的世界。同时回过头,看看我们曾经有过的梦。我们是年轻人,我们不轻易说,“好日子过去了,我们出生得太晚。”我们也不轻易说,“这是个琐碎的小时代;波涛汹涌激情澎湃的大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身处资本主义的末世。生态、社会、人类的危机到处爆发,只不过是传媒的巧妙包装让我们训练有素、早已麻木。当你意识到自己不愿意成为这盘必输的棋局里的一枚棋子时,那就是时候跳出棋盘了。


[2]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2013年,第140页

[3]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2013年,第142页

[4]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2013年,第143页

[5]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12/11/content_16930712.htm

[6] 同上

[7]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2013年,第137页

[8] 同上

[9]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2013年,第142页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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