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庭與跨國公司的課責性

嘉辰@BIRDS

1984年12月3日,印度中部Bhopal發生農業化學藥劑工廠爆炸的事件,造成多重農藥外洩,汙染了當地居民、土地及生態,並直接造成近8000人死亡。然而真相調查或刑事審判始終闕如,受害者家屬與倖存者沒有獲得一個合理的交代;2001年美國法院宣判生產的Union Carbon India Limited 的七名前任員工有罪,然而Union Carbon公司(2001年遭Dow收購)卻擺脫和印度分公司的關係撇清責任。時至今日(2011/12/3-6),農藥行動網絡(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PAN)邀請農藥跨國公司(Agrochemical Transnational Company)生產與使用的受害者與倖存者、關注長期農藥從研發到廢棄的各地環保團體、人權與監督組織、從事農藥相關研究的科學家與醫生、各國與在地農夫和律師等,召開針對農藥跨國公司的人民法庭(The 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 Session on Agrochemical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訴求跨國公司的課責性以實踐對於受害者來說遲遲未到的正義。

剛到人民法庭會場時恨恍惚,雖然前次到班加羅爾跟著同屬BIRDS和CHETHANA網絡的Jacob參與當地籌辦單位的會議,但對於議題的認識還不深;所遇之對象不是來自菲律賓的維權律師、英國的養蜂人士、紐西蘭的科學家就是印度的運動者,他們真真切切地置身於農藥造成的公害與跨國公司的威脅中,而以證人或以網絡夥伴的身分在人民法庭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一個單純協助行政事務的旁觀者,除了聆聽來自四海五內的證詞並與BIRDS所在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草根團體套近乎,更多的是從參與者身上思考跨國社會運動與運動者的意義。

許多是受害者的至親好友:一位巴拉圭的母親,家人一度食用遭鄰近Monsanto農藥[i]汙染的食物及再度吸入隨風偏移的農藥遭受毒害送醫,十一歲的Silvino Talavera不治死亡,她成為見證的倖存者;一位印度喀拉拉省的醫生,行醫之村落二十年來種植腰果並由直升機噴灑Bayer Endosulfan農藥,數千村民神經行為問題(Neurobehavioral problems)與生殖功能受影響(delayed sexual maturation in males),並新生兒先天性缺陷(birth defects)等等現象[ii],他是致力於解開謎題的受害者;一位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的農夫,與夥伴佔領Syngenta非法實驗基改作物的田地[iii],卻受到數十位保全開槍攻擊,數名夥伴受傷、一位當場死亡,他是堅持意志的運動者。

許多是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位美國柏克萊大學的教授,受Syngenta所託進行Atrazine農藥對青蛙的影響,事後因發現青蛙生育率下降甚至變性[iv],不願接受收買竄改數據或放棄研究發表,而持續遭受死亡威脅;一位塞內加爾的研究者,追溯過去各大農藥製造公司販賣及捐贈過量在其本國已遭禁之農藥至非洲,造成農藥過期、廢棄與堆積,至今估計仍有十萬噸遭禁的過期農藥散佈非洲未加處理或容器漸漸毀壞,不安全的儲藏環境使居民孩童健康遭受威脅。

許多是形形色色的當事人:一位安德拉邦的中學女孩,過去在農業化學藥劑跨國公司所有的棉花田工作,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日薪25盧比(台幣15元),從施肥拔草到噴灑農藥皆未給予任何防護工具;一位馬來西亞的女工,在棕梠油工廠工作超過二十五年,從開始負責噴灑農藥開始,皮膚遭受感染、眼睛模糊、掉指甲和流鼻血,長時間工作使沉重的護具過於炎熱,最後因全身皮膚感染而辭職;一位美國印第安納州的農夫,不肯採用Monsanto基改種子與簽署任何協議,而遭受汙名、禁止購買產品並活在作物遭受基改汙染的恐懼中,但也倖免於調查員隨時檢驗其田地的權利侵害;一位阿拉斯加的母親,透過影片告訴我們愛斯基摩的傳統飲食乃至於文化傳承與生活方式如何遭受尤洋流與風向帶來世界其他地方生產與使用的農藥污染而無以為繼被迫改變。

“TNCs should be accountable. They should not be above the law. ”她說, 不是就是這麼簡單嗎?

坐在現場,照理來說合該是字字血淚的故事,發表人往往卻是平鋪直敘—不需要情緒來添加已由研究和實際經驗佐證背書的論述。參與其中時時有些羞愧:出於無知—不清楚台灣農藥使用狀況與問題、不了解台灣在全球農藥生產與消費鏈上的角色、不知道任何處理農藥跨國公司人權侵害的組織團體,和其他參與者的交流往往聆聽多於分享,眼見其他年輕的運動者忙著影像紀錄、透過網路倡議、進行跨國串連運動積極和前輩討教經驗和智識,不禁覺得自己最初抱著單純與會心態未多加準備似乎有些浪費了。Jacob做為在地籌辦人把我介紹為他的實習生,但實際上無論是我所在的BIRDS或他所在的CHETHANA實際上都屬於草根性組織和PAN沒有直接往來;其他人聽我介紹自己入門非營利工作者的身分並將在印度待上十個月,紛紛給予過來人的意見:對Campaign有興趣要不要轉換組織阿? 何不讀法成為律師呢? 田野語言很重要吶,好好學泰盧固語吧;或相反地,找個可以用英語發揮所長的組織吧。不至於為此陷入自我懷疑,但這些意見卻實反映了我開展工作面臨的困境與反覆思考的問題。其一,目前參與的事務和台灣的關聯為何,與未來發展又如何可得;其二,專業技能對於國際社會運動/國際發展領域的必要/重要性;其三,面臨巨大的語言障礙,該是努力學習克服還是繞過尋找現有條件下的工作計畫;其四,所在組織運作與工作情況不如預期,該轉移目標或另求突破。

經由超過兩個月時間慢慢摸索,反覆嘗試、撞牆、退守和調整,我認為最大的考驗在於BIRDS屬於宗教性社會服務型的組織:提供地區基礎教育、健康、社會保險、農民培力與社區發展的服務,而其服務建構在現有資源,包括計畫資金、(學童)認養人和政府計畫,和人力條件之上。BIRDS眾人員慣於接待受訪者,如捐贈者、認養人和短期研究者,因此他們期待我如同過去的”拜訪者”有明確的工作進程,像進行義診與問卷研究,他們盡力滿足需求(殷情服務?)並(有些令人困擾地)預期我如同他們時不時自願地”略施小惠”予以回報。相對之下,我以為身為浩然夥伴和BIRDS之間是合作關係,經觀察認識了解其組織需求和(原先氣候變遷)計畫目標並設定可行工作方案。然由於內部疏於組織管理與溝通,我所希望反映或討論的礙於個別員工語言與工作文化,如同石沉大海。事後發現各人之間權責分明而我可能往往問題問錯了人,導致錯失潛在開展的機會。我至今的思考還在這盤旋,而其他的狀況,只能尋求契機各個突破、設定新的工作計畫或目標,並多諮詢前輩的意見了。

The 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 Session on Agrochemical TNCs 25 minute video

[i] Glyphosate(Round-up Ready)被使用在Monsanto基因改造的RR soybeans

[ii] Final 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Unusual Illnesses Allegedly Produced by Endosulfan Exposure in Padre Village

of Kasargod District (N.Kerala),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24th July 2002 http://endosulphanvictims.org/resources/NIOH-FinalReport.pdf

[iii] Brazilian land activist killed in dispute over experimental GM farm , The Independent, November 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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