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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晨引/北京工友之家

六年級教室最後的角落有一位帶深色膠框眼鏡的大學生,我在台上教《木棉花》,他在台下和幾個六年級的孩子聊天。說是來聽音樂課如何進行,怎麼就和孩子們在底下聊起天來,干擾課堂秩序不說,還不尊重在台上教學的老師。課後,他拿著一本《基礎樂理》過來跟我說:「一堂音樂課只教孩子們唱一首歌,是很不負責任的教學方式」。他打算選出音樂上的尖子進入合唱團,進行聲樂和樂理等等訓練,滔滔地展開音樂教育理念的闡述。

這位小伙子是北京某音樂學院的大一生。那時我對音樂教育和學校的孩子還沒有進一步的接觸,聽著壯志,告訴他我會配合的。一天下午,三年級郭小琴急忙跑過來告訴我校長找。原來,說好每星期到校負責合唱訓練的大一生遲到了,校長要我幫合唱團的孩子上課先。相同的情況發生了數次,回想起來,大學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消失不再前來,我則順理成章變成合唱團的指導老師。大一生不是唯一,同心經常有來自高校、企業、政府機關的志願者進出,有的靠譜,有的令人啼笑皆非。

上述的合唱團志願者這又是一件與過去經驗相迥的事件。在皮村見招拆招、行動指導思想的行事風格取代詳細時程表和規劃藍圖,跑起來後再喘息。因此,當走進學校,隨即被十多個孩子包圍、教室內安靜地寫作業,教室外上體育課的孩子發出巨大的嬉鬧聲的現象出現時你不得不去想:孩子對外來者熱情親近、見怪不怪的反應,以及老師與孩子皆習慣於在侷促的空間中各盡本分的原因是什麼?五環外的人的距離、相處模式和空間的界線以何種特殊的方式繞行每日生活?為什麼我會覺得如此的混亂和疲倦?

出自學校和機構密不可分的關係,同心實驗學校的少年合唱團也因工友之家在音樂上的表現而出名8。接手合唱團後,不知道多少次,我帶著一幫小傢伙參加各形各狀的公益活動。有一次,自己一個人在下著暴雨的天氣中帶著三十多位一、二年級的小孩參加校外合唱團選拔,幸好有車接送。另一次,和一位老師一起帶著三到六年級二十多位孩子擠上公交車參加朝陽區教委舉辦的才藝比賽。幾次經驗後,當我接到通知說是明天或下午有一個表演時,自動地會跑出幾個問題:在哪裡?幾點出,幾點回?對方會派車嗎?要幾個孩子?唱什麼歌?有沒有提供餐點?誰是主辦方?活動流程是什麼?通常我得不到全部的答案就得上路。打帶跑的次數多了,有時在返回皮村的路上,看著孩子們的倦容想:到底無窮盡的外出表演好嗎?進城開眼界和待在村里好好學習,孰輕孰重?

演出的主辦方通常是給予學校軟、硬體支持的企業、政府單位或民間團體。學校則透過孩子到慈善晚會上獻唱以回報贊助的資源。如果說台灣舉辦的慈善晚會,營造出強調救助,甚至極力打造受助者為無力、無用者的方式令你感到不妥了話。那或許你會慶幸至少台灣在打造的手法上細緻得多。當然,學校會經過篩選,拒絕太過的要求。但如同上文提及的有時根本不知道活動的流程,又如何拒絕不當的要求。參加的次數越多,我越質疑領著孩子出去表演的意義,有孩子明顯不想「配合」主辦方的要求。當然,我充分理解學校必須回報或是維繫與贊助方的良好關係。畢竟大到校舍的建築體,小到諸如鉛筆橡皮的文具,同心皆大量地仰賴贊助。不僅止可見的資源,藉由社會團體的關注突顯與討論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我想也是連結的主因。但是,校外、校內連綿不斷的活動換取來的是老師得將安排好得課堂挪出空堂,讓捐助的志願者和孩子們互動,活動過多養成孩子們不珍惜,並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學校的作息不斷被活動打亂,顯得鬧哄哄、亂糟糟。

我認為混亂的主因是同心實驗學校標榜與期許自身為「公益學校」的作法,這也是同心與其他私人打工子弟學校最大的不同點。比如說學校有門戶的管制,卻沒有規定的開關門,學校時時有老師在。解除家長對孩子安全上的憂慮。又好比相較鄰近的打工子弟學校同心的學費便宜了100-200人民幣。學校有四位兄弟姊妹,我們稱為「八分之一」,八分之一的父母不在皮村附近工作,前面四位孩子過了小學的年紀,已外出打工。剩下的四位,校長全收,免學費包吃包住。簡單說,工友之家辦學不為錢財,有更大的理想支撐。可是執行面上無法單靠機構與學校工作夥伴的熱情,需要外界的錢與力。大部隊行進般的志願者和公益團體需要展露身手的場域。魚幫水,水幫魚,兩造相遇各取所需。我不否認看似功利的交換外,定有為數不少真心奉獻的個人與團體,亦或各取所需的交換也非極惡之事。涉及到的是同心如何界定「公益」的討論。

「公益」是讓不會釣魚的人學會釣魚,還是給他魚吃。例如,在我離開學校的時刻,關停事件9後金盞鄉附近的三所打工子弟學校關閉,同心作為唯一一所保留下的學校湧進大量學生。學校的作法是挪出教職員工宿舍當作教室,教職員工擠進原有的宿舍裡,或搬出來外宿。我和阿麗即將回台灣,房子的條件好,校長上門不斷詢問什麼時候可以搬出去。其實距離我們搬離的時間只有一星期,加上手邊有工作要交接和打包行李的瑣事,我們實在難以在詢問的一天後處理好所有事情。金花很著急地闡述孩子越來越多,教室得趕緊整理出來的需求。但是我的疑問是,學校應該早在開學前就清楚關停事件可能引發的效應,難道對這學期學生人數會暴增的現象沒有事先的想像和應對措施嗎?解決無法在京就學的教育問題,總不能見一個收一個是好。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捐贈來的物資,學校擺放了很多生灰塵沒有使用的電腦,沒有管理規章加以運用物資形同浪費。再次強調,我不否認在第一線,沒有時間談規劃,如果是我面對相同的情況應該也是先做在說。但是太多顯而易見的問題,像是因超收學生一個班級多達60人,教師人手與學生人數不成比例,教學的品質和空間皆受到壓縮。如何解決?有沒有想像?沒有初步規劃與討論的行動,是否流於形式主義。

這就是我在同心一年的時間裡觀察到「公益」學校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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