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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慈@IPAM

當世界諸國正在關注敘利亞情勢與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之春後的後續發展之時,正在融雪中的巴黎街頭仍有一群人正在為50年前的非公義對待發聲,期待法國政府正式對50年前的暴力對待與其對待移民的不友善態度聚集與和平抗議。2012年的2月8日正是夏虹大屠殺(Massacre de Charonne)的50周年紀念日;這是一場在阿爾及利亞戰爭[i]期間,發生於巴黎街頭的暴力事件。

此事件發生的地點,夏虹捷運站(Metro Charonne),即位在筆者工作的IPAM辦公室附近,再加上IPAM網絡下的CEDETIM(國際團結研究中心)在創始期間即開始關懷去殖民化的民主運動,而法國與阿爾及利亞之關係與去殖民化的發展亦是CEDETIM關懷與研究重點之一。筆者自抵達法國之後,即對此議題相當有興趣;但法國與阿爾及利亞關係錯綜複雜,截至目前為止,筆者自認對相關議題認識仍有限,因此本篇僅嘗試摘述筆者至今所理解之面向。

夏虹大屠殺的歷史背景
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在法國生活的阿爾及利亞人與法國警方和軍方關係相當緊張。阿爾及利亞裔的居民時常無緣無故遭受法國警察栽贓、羞辱或毆打,而阿爾及利亞裔民眾亦開始隨機槍殺其遇到的警察。就在阿爾及利亞戰事即將進入和平協議的期間,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決定透過和平抗議遊行,訴求社會輿論的支持,並給予法國警方和軍方壓力。

1962年的2月8日,在法國的「秘密軍隊組織」(OAS)[ii]於巴黎市區進行一系列的爆炸案,大型的和平遊行即在巴黎的19區與20區間舉行(巴黎的19區和20區恰好與巴黎的11區交界)。當遊行群眾遊行至位於巴黎11區的伏爾泰大道(Boulevard Voltaire)和夏虹街口(Rue de Charonne)[此處為夏虹捷運站的出口]解散之時,巴黎警方攻擊參與和平遊行的抗議者,運用警棍毆打或使其窒息。

依據官方統計數據,在1962年2月8日這一天,共有9 名法國勞工總工會(CGT France)的成員在一場和平抗議行動中被巴黎警方傷害致死(6人被悶死,3人被毆打至死),200多名參與遊行之民眾被毆傷。此行動由當時戴高樂政府下的巴黎警察總長[iii]Maruice Papon所批准,亦被後人認為當時的政府盡其所能的掩飾如同「2011年10月17日的暴行[iv]」的2月8日夏虹大屠殺。

2007年2月8日,當該事件經過了45年之後,夏虹捷運站附近的一個小廣場才被當時的巴黎市長Bertrand Delanoë先生宣布改名為「1962年2月8日廣場」,藉以紀念當年在捷運站外面的殺害;這也是法國政府少數且並非正式之公開承認該暴力事件。雖然此事件未受到官方正式承認與道歉,法國的大眾媒體並未忘記50年前的悲痛經驗-部份法國媒體從去年中即開始進行各類「法國/阿爾及利亞(France-Algérie)」專題報導[v]

法國歷史學家阿蘭▪德威帕(Alain Dewerpe)的父親(Fanny Dewerpe)也是這場殘殺中的受害者。他於2006年撰寫了「夏虹捷運站。1962年2月8日」(Charonne, 8th février 1962)此書來「揭開與記錄這個具特殊意義,卻被公眾記憶遺忘」的事件,希望呈現部份法國社會、政策與文化中少被人談論的觀點。德威帕透過歷史人類學之觀點闡述「國家所”執行”之大屠殺」,嘗試描述阿爾及利亞戰爭此既複雜又特殊之歷史時空和巴黎警察制度之社會與政治意涵。依據德威帕的分析,法國歷史上幾個被壓迫的事件,包括1962年2月8日的夏虹大屠殺、1961年10月17日夜晚法國警察透過暴力鎮壓在街頭和平遊行的阿爾及利亞人的歷史,皆非單純的「流血事件」。

德威帕提到:「[夏虹大屠殺]這是國家的暴力兇殺案(violent homicide of State)….而非偶然或獨立之事件。從這些歷史的錯誤中,我們應了解到此依循歷史而設立之社會規範(social practice)與政治邏輯(political logics)應被廢除。」依循作者的觀點,此類事件最令人詬病的,莫過於法律對於此類事件之處理。德威帕認為,當警察也參與了相關事件之時,此類案件多被壓下來,相關罪行並未受到懲罰。法律僅依循國家與政府的「期盼」,撰寫出屬於「親官方」版本的歷史,而非呈現出事實真相與原貌。

對於法國人而言,這是一段尚未被交代清楚的歷史,尤其目前法國境內仍有許多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移民(包括法裔或阿爾及利亞裔)。法國社會一直是由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充斥而成(不論是從前法屬殖民地「返回」法國社會的居民、依親居留之移民或是從他國移入法國之新來者)。不論是在阿爾及利亞,亦或是法國境內,1960年代初期法國與阿爾及利亞之間的諸多衝突,都是兩個國家必須共同分享與承擔的歷史。即使到了50年後的今天,每年仍有近20萬名移民加入法國社會。仍存在巴黎的「記憶場域」就在每天的生活中默默地提醒者我們-也許,這裡仍有許多被抹殺掉的記憶,仍須被重整還原。

1962年的國家罪行(crime d’Etat)絕對暴力」之政治性使用(political use of extreme violence)
巴黎警察在1960年代的行動展現了法國警方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所面臨的危機。依據德威帕的觀點,法國警察似乎在這段期間內「享受」於法國本土內持續與追求阿爾及利亞獨立的組織「阿爾及利亞解放國家陣線」(FLN)對抗。部分巴黎警察與OAS(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恐怖組織)具有密切連結,甚至部份警察成員曾經參與過法國在阿爾及利亞與越南的戰事。

顯然地,夏虹事件不是一個意外,而是一個警方透過其對這些和平遊行份子之「”特殊認知”觀點和暴力使用」而成的事件。參與夏虹大屠殺的「警察」組成相當特別;包括了巴黎市政警察和期待「維持秩序」的志願警察。在當時,這些警察都以配戴長的警棍為名。他們受過精良的訓練,且已有一套如何進行暴力屠殺之「標準化作業」流程。因此,德威帕認為,巴黎警方在1962年的2月8日運用了極端暴力去執行了一般警察會認為相當可恥的行動。

對於夏虹事件,法國官方態度仍未正式承認這是一件國家對平民所造成之罪行。截至目前為止,此事件並未被列入法國正式教育的歷史教材中,法國政府至今仍不談這段過去,也鮮少有人討論這些事件。除了前述在2007年對1962年夏虹事件的紀念之外,1961年10月17日的暴行、諸多被拋入塞納河中的屍體,在經過激烈地抗爭後,僅在2011年換來一個被安置於聖米榭爾橋(le Pont St Michel)上的小型紀念牌。

諷刺的是,這地方僅與巴黎警察署和高等法院距離不到數百公尺。法國的立國精神與理想:「自由、平等、博愛」,在這些「維持法國精神與人權實踐」的「公務機關」旁,似乎是蕩然無存。值得慶幸的是,2012年2月8日中午在夏虹捷運站聚集的和平遊行,仍有數百人聚集與媒體採訪。筆者從群眾中看見的是:政府雖未承認國家暴力,人民卻拒絕集體遺忘。

另一方面,德威帕在其書中提到夏虹事件發生時法國政府應負起的責任。當時的法國政府認為該遊行是違法聚集,但卻又未正式禁止該和平遊行。然而,法國政府卻又同時「默許」了夏虹大屠殺這個暴力事件的發生。依據作者調查,當時甚至有警方人士提到夏虹事件是一個「警方也非常不願意發生的事件」。然而,若殺戮的行徑未被許可,對和平遊行人士動手的指令也不應該被當時的警方誤解成可以「無限上綱使用暴力」來解決的事件。「維持秩序」與使用「絕對暴力」手段的正當性,讓警察執法的界線曖昧不明。

即使到了50年後的今天,法國警察制度仍被受爭議。人權瞭望(Human Rights Watch,簡稱HRW)在2012年提出一份報告[vi]討論法國的「身份檢查」(contrôle d’identité)制度之濫用。身分檢查是一個多數居住在法國的人都曾經歷過的過程:被抽查的人需提供身份證明文件讓警察識別其身份,而這過程通常僅需幾分鐘。

依據2011年在巴黎、里昂與里爾等法國城市所進行的調查顯示,法國警察偶爾會濫用身份檢查的過程,藉以阻擋與抽查個人,即使該對象並未進行犯罪類的行動。這些濫用包括:重複抽查某些對象(偶爾甚至包含肢體或言語虐待)、要求該對象清空口袋、搜查他們的背包或是被警方強制要求面對牆壁讓警察搜身或搜查他們的車輛。

依據統計調查實證,居住在經濟弱勢區域的非裔與阿拉伯裔年輕人最常遭遇到身份檢查,暗示著警察針對特定種族進行「種族歸納(ethnic profiling)」。也就是說,警察會依據人種外貌來”猜測”哪些人較可疑而進而決定對他們採取搜查。參與HRW調查的年輕受訪者認為,此類「隨機」的身份檢查是法國社會中他們所曾遭受過最極端的歧視與排外經驗。

然而,這樣的行為被法國政府認可為必要的「安全措施」(security measures),且不受法國法庭管制。警察的執法是否合乎法國國家法律或是國際法對人權的詮釋,則很難判定。過去曾被列舉過的刑責小至「拒絕接受檢查」,大至「攻擊警察」(言語亦或是肢體?!),規則與標準幾乎是因人而異。相關執法所帶來之可能的罪刑懲罰,也讓少數族裔的青少年害怕身分檢察的過程。因此,這份報告意欲呼籲法國政府承認警方進行身份抽查所可能帶來的職權濫用,並採取必要的法律與政策修改。

筆者觀察
雖然法國法律明定不可對他人採取種族歧視的言論行為,但近期法國最令人注目的新聞之一,就是法國內政部長蓋昂(與法國總統薩克齊同為右派政黨成員)在2012年2月初提到的「文明差異論」(sensibilities difference)。蓋昂在一場非公開演講中提到的「並非所有文化皆具有同等價值…捍衛人性的文化比否認人性的文化更先進…捍衛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文化,高於接受專制、歧視婦女、崇尚社會或種族仇恨的文化」。此番言論受到法國各界人士諸多批評,擔憂主管移民事務的法國內政部再度擁抱文化相對論(culture relativism),而忽視了1950年代推崇之「尊重每個人具有文化差異的權利」(right to differences)的精神。

其實這已不是蓋昂第一次對法國的移民「不友善」了。蓋昂曾在2011年4月提到法國預計將減少每年合法移民法國人數(從20萬降到18萬)[vii]。同年7月和12月,蓋昂更宣佈了「減少勞動移民職業決定計劃(le projet d’arrêté)」[viii]與「限制留學生就業居留權」[ix]等行政命令,受到各類反彈與質疑。顯然的是,隨著法國總統大選之逼近,法國的「傳統核心價值觀念」再度成為討論重點。

在今年的聖女貞德誕辰600年紀念日時,法國右派(UMP,法國總統薩克齊所屬政黨)與激進極右派政黨「國家陣線」(FN)[x]亦為了「誰才是聖女貞德的真正擁護者」而起言論衝突。薩克齊在今年的聖女貞德紀念日發表言論,提到聖女貞德應是屬於全法國人的民族英雄。薩克齊的言論被視為意圖取得右派或極右派選民之支持,而被極右派批評薩克齊褻瀆了聖女貞德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法國社會中目前仍存在的部分矛盾,也許來自於其社會對「國族」的「正統性」之認可與不同詮釋。在選舉前操作挑動族群紛爭或是造成間接的種族對立之「策略」,此類例子在世界各國可能枚不盛舉。但弔詭的是,現任法國總統薩克齊出身於匈牙利移民家庭,現任妻子卡拉布妮薩克齊更來自義大利。部分法國選民期待在薩克齊繼任之後,法國政府對外來人口的策略會更加友善,可惜事與願違。

然而,薩克齊是否就比其他居住在法國的人更為「正統」?那麼,曾為法國領土之一的阿爾及利亞,是否更為複雜?誰才是「法國人」?在法國長久居住的阿爾及利亞移民,還是阿爾及利亞獨立後移民回法國的法裔人士?即使「黑腳[xi](pied- noirs)」(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和「哈金斯[xii](Harkins)」(為爭取阿爾及利亞獨立而在殖民期間協助法國參與二戰的人)等具歧視性意味的名詞已被禁止使用,但法國社會要如何與移民「和平」且「文明」的共處,仍待法國社會慢慢思考、咀嚼與改變。

IPAM的工作夥伴曾在筆者剛抵達法國的時候提到:「如果可以瞭解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關係,即可以瞭解法國社會文化的複雜與多元性。」隨著五月即將到來的法國總統大選,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亦在同時需面對多元文化社會下之各類議題,如:宗教文化(從傳統天主教國家轉變成穆斯林人口亦為主流族群之一)、地緣政治(法國在歐盟所扮演之角色、法國與前殖民地的關聯)等挑戰,決定法國社會未來面貌。也許仍會與法國人的口頭禪一樣:「C’est Complique ! (這很複雜,一言難盡)」。


[i] 阿爾及利亞於1830至1962年期間為法國省份之一,被視為法國領地之一。

[ii] OAS是一個成立於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 1962)期間的極右派國族主義恐怖組織,透過武裝暴力阻止阿爾及利亞獨立。其組織宣傳標語為:「阿爾及利亞是法國屬地,亦將永遠如此維持著」。

[iii] 自古以來,巴黎警察首長均以「警察總監(Perfect de Police)」稱之(為一獨立之單位),而非以巿長之名管理警政事務。1966年立法重整法國警察組織後,巴黎警察總長更成為國家執行治安的首要代言人。相關內容請參閱「法國警察史沿革與研究初探」(http://gec.cpu.edu.tw/ezfiles/91/1091/img/384/214421318.pdf )

[iv] 法國警方在當時頒發了一項針對阿爾及利亞裔的伊斯蘭教徒進行宵禁的命令,而在1961年10月17日當天晚上,成千上萬的民眾聚集在巴黎街頭進行和平遊行,卻被巴黎警方拘禁、槍殺、毆打或是丟到塞納河裡淹死。

[v] 包括:社會運動季刊「21(XXI)」2011年7-10月號、「人類學(l’Humanitie)」等。

[vi] 請參考"The root of Humiliation- Abusive Identity Check in France”(Jan. 2012)。

[viii]「勞動移民職業決定計劃」為法國前經濟部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現為世界銀行總裁)自2008年起開始提倡並實施的計劃。這份名單上共分成兩類:第一類的對象為非歐盟國家移民,共分為30種以高級技術技能為主的職業(如:電腦工程師、電梯安裝員、測量師、銀行顧問等);另一類的對象為新加入歐盟並處於過渡時期的國家(目前只剩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共分成150個職業(如:餐飲、建築、服務業等)。

[x]「國家陣線」(FN)為法國的激進極右派政黨,其在其政治傳統立場上是偏「以傳統法國價值觀為核心出發」,認為法國應維護其絕對主權(sovereignty),並不積極支持法國參與歐盟政治。傳統上被法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的聖女貞德,則為FN的表徵。

[xi] 黑腳(pied-noir)的稱呼影射這些人來自非洲,所以雙腳染黑之意。這些法裔移民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後回到法國本土,一直受到言語的攻擊或是其他不善意的對待(因被視為殖民主義的始作俑者)。

[xii]哈金斯(Harkins)是為爭取擺脫法國殖民主義枷鎖,而透過支持參與二戰的阿爾及利亞人。當時戴高樂將軍「承諾答應」若阿爾及利亞參戰,即在二戰後讓阿爾及利亞獨立,卻未在戰後實踐諾言。因此,哈金斯在阿爾及利亞被視為支持殖民主義的叛徒,在法國又被視為「外國人」,因此在兩個社會之間被撕裂與拉扯。

One response »

  1. Report Review Committee says:

    對法國社會存在的內部矛盾與潛在因子,做了很精彩的案例介紹與宏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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