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洶湧不息的流動 (上)

張郁琳/中國滋根

用鐵鍬 將汗水 和混凝土一起攪拌

用瓦刀 把希望 一塊塊砌在牆上

用抹板 把想家的寂寞 與水泥和石灰一起 刮平磨勻

用推車 把日頭運出去 將月光搬進來

站在縱橫交錯的腳手架上 將酷熱的盛夏 頂在頭上

挺直脊梁 把風雪寒霜 扛在肩頭

--湖北・羅傳金,〈建築工〉[1]

從史各庄到距離最近的地鐵–生命科學園站,會經過一座土橋,土橋的一端是密密麻麻錯亂紛歧的住家商店,另一端是佔地面積廣大的永旺國際商城。商城的生意如其名非常興旺,吸引其他投資者來到它周邊興建商場和大廈。越過永旺,新穎的地鐵站就在眼前。每到周日晚上,史各庄社區活動室的夥伴都會扛著器材從村子走向土橋,穿過永旺,他們的目的地是地鐵站附近的工地。抵達後在工地的小賣部外架好設備,不多久工寮裡的建築工師傅會信步而來,活動室夥伴幾個動作之後,牆上的布幕閃爍著影像,電影就要登場。

為建築工提供服務,是史各庄活動室主要項目之一。滋根成立之初,是以鄉村為立基點,2005年滋根決定在北京建立據點,其實就是著眼於流動群體的現身,這也使得史各庄活動室在滋根的項目點裡頭是比較特別的存在。中國出現如此龐大的移動人潮,改革開放的影響相當深遠。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跟在它尾巴後面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會議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策,從此新自由主義被吹捧成救命仙丹。這個打著左燈偏右轉的政體在90年代末期急速發展建築業與房地產業,其中一項因素是亞洲金融危機讓它面臨生產過剩,2008年新金融危機更進一步挑戰外向型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能夠擴大內需和刺激投資的城市化被拿來當作殺出一條血路的武器。「今天的城市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生產和生活的空間,而成為資本積累的空間,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增長機器」[2]。就這樣,數以百千萬計的青壯年男子(與少數女性)揹起大布袋或現下普遍的編織袋,離開家鄉來到繁華都市,擔當城市建造者—建築工–的角色。

比如永旺周邊正在興建的商場就需要許多勞動力。這些勞動力的提供者多半住在工地上的簡易工寮,極少數在外租房。其中的一些人在周三到周日晚間若有空閒,會走進史各庄活動室,拿張凳子坐下來聽歌看影片。我初來活動室的第一天就與這些建築工師傅打過照面,師傅的年紀從年輕小夥子到花甲之年者不一而足;然而,流露鄉音的嘴角旁常是一貫的靦腆。之前曾經來了一對遠從雲南來打工的夫婦,他們說坐火車得要三天兩夜,可見外出打工在經濟支助上有一定的吸引力。

季節性的打工性質讓活動室無法持續與這些師傅保持聯繫,我剛來時認識了幾位師傅,在北京初雪剛飄落時即因工程結束須轉往另一處工地,有些是結束工務就返鄉,更多的是年節返鄉。大約十二月底,來看影片的師傅逐漸減少,要嘛是天氣太冷不想外出,不然就是大夥兒回老家去了,以至於關於建築工的項目在這時候總要停頓。

改善生活以外,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建築業的另一項吸引力,尤其是對年輕打工者而言。活動室夥伴去工地放電影時,會利用這段時間去工寮裡找師傅聊天,以了解更多現況。有一次我也跟著去與師傅們近距離接觸。我們拜訪的簡易工寮像是一排排的小型公寓,視需求一層層疊上去。在一樓,我們遇到一位師傅正在「電力提供房」為手機充電,他說原本的220伏電力至今只剩下36伏,連煮飯都不給力。離開電力提供房,順著鐵梯往上爬,房間外吊著一些衣物,而每個房間有一扇門和兩扇窗戶,門打開後可以看見五六張雙層的木板床,床下擺滿個人物品床上堆著棉被枕頭,除此之外別無他物;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沒有私人空間的空間。再怎麼不細心的人也會發現這裡頭沒有廚房廁所浴室,甚至連充電燒熱水都無法,房間只提供睡覺的功能。

當天我們拜訪的那一間都是小夥子,大家挨在一起打屁玩手機。活動室負責建築工項目的志願者是來自中國清華大學社會所的石文博(以下簡稱文博),她帶領我和兼職人員蘇萬磊一起與這夥小子聊天。小夥子都來自河南安陽,也都是80、90後的孩子,出外打工卻挺豐富,有的還會開攪拌機和塔吊。他們說喜歡當建築工就是因為比較自由,幹的不順心可以走人;但是,他們也看見工地的矛盾和不公,於是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閉一隻眼的,主要是包工頭制度和未簽合同。

中國的建築業以承包體制維運作模式,其派生出的包工頭是關鍵角色[3]

功能 負責單位
土地取得、設計、各政府部門公章 開發商
包工、包料(混凝土和鋼筋等) 建築公司
包工或擴大勞務分包 勞務公司(或小建築公司)
包工(純勞務) 包工頭
工作 建築工人

層層分包是當前中國分包勞動體制的基本特徵,建築業分包體制的出現,是1980年代以來城市改革的伴生物。1980年《建築安裝工程包工合同條例》頒布實施,正式承認建築企業與建設單位之間承包關係的合法性,其中明確指出,國有建築安裝企業要逐漸減少固定工的比例。開發商和建築公司透過分包,將經濟風險架接到下層,再層層捲入資金,使得它們可以更快速累積資本。這可以看作是國家逐漸讓利的過程,而肆虐的分包體制創造無數包工頭,他們多半從老家招攬人力到工地,作為資方和勞方的中介者。包工頭手中握有上層單位要發放給工人的薪水,他們可以此為手段促使(或壓榨)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力,從中獲得利潤。根據去年的一項調查結果與我們接觸工人的經驗,工人的薪水多半是採年底結清,平常只有領取生活費,如果是在這種條件下工作,比較缺乏自由轉換工作的機會[4]。也因為包工頭是發錢的人,幾乎所有工人都認定他們是老闆;實際上,包工頭上層的單位才是真正的老闆。

不過,包工頭也有可能成為被「黑」的對象,他們必須承擔上層單位沒有按期發放或惡意不發放工資的危機。當然,處在最底層的建築工師傅需要面臨最多的風險;活動室成員偶爾會聽到建築工師傅「這幾天沒工作,因為我們在罷工呀」、「我們要去討薪啦」,幾乎都是由於沒有拿到工資之故。

沒有簽合同是另外一項重大問題。還記得中國的一部電影《人在囧途》嗎?被拖欠工資的主人翁牛耿拿著一張老闆隨手擬的合約紙,讓他向外地的合作方討薪水去。自2003年溫家寶總理出面為農民工索取工資後,中國逐步推出一系列政策;2008年1月1日制定《勞動合同法》,意圖將農民工納入社會體系中,卻成效甚微。根據去年以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為主進行的調查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和重慶沒有簽合同的建築工師傅高達七至八成,我們接觸到的師傅們幾乎沒人簽合同。很多師傅以為合同就是賣身契,沒有意識到許多權益都隨這張薄薄的紙飛走。也有師傅簽了合同,自己身上卻沒有保留一份,又或者都被老闆收去,這樣的霸王合同也無法發揮效用。沒有合同,工資工時可由老闆調動、發生意外難以索賠、無法獲得三險保障…建築工師傅等於處在隨時被宰的情況下,岌岌可危。

為此,在建築工項目上,史各庄活動室希望提升建築工的階級意識,進一步去爭取維護自己的權益,中國人將此稱作「維權」。目前藉著在活動室和工地播放影片或電影的方式拉近與建築工的距離;然而,文博一針見血指出:提供娛樂只是手段,重點是讓他們瞭解自己的權益。所以,權益和新聞的講解就很必須。文博每周會自製PPT,在工地和活動室各解說一遍給師傅們了解。12月中以後,活動室的這項活兒由我接棒,工地還是文博負責。雖然有的師傅會不耐煩嘟嚷著哪時候才放影片,多數人都會耐著性子聽,也會發表自己的看法。在工地上反應更是熱烈,以至於有一次文博講完,有位大爺跑來握住她的手,嘴裡說著「看到妳就讓我想起我的閨女,我知道妳是真心為我們好的!」

還有一次,工地的幾位大叔跑來活動室找文博,話完家常包董平、文博與我領著他們到互惠公益店淘寶。路上大叔不禁意說道:「雖然我們活在文明現代的社會,但是呢,其實我們還是像奴隸一樣,在為有錢人工作賺錢。」話語中的無奈辛酸,一語道破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下建築業的壓迫性本質。

以北京為例,像是推桿著可麗餅皮或潤餅皮一樣,整個首都從一環向外擴張到六環;樓房彷彿樂高積木四處堆放,填塞其中的則是所謂的城鄉結合部(或稱為城中村)。要建造這座容納超過兩千萬人的超大型城市,靠的就是將土地、貨幣和勞動力完全的商品化。在北京的建築工辛勤一輩子可能也買不起一間廁所,他們與自己的生產品徹底疏離,感受不到享受成果的喜悅。這些人甚至享受不到任何來自首都的福利,因為戶籍制度上,他們歸屬於農民。

一方面,(包含建築業在內的)農民工是以農民的身分到城市務工,連同他們的親屬都享受不到當地的福利,也沒有長期居留權。另一方面,高昂的生活消費並非這些人所能負擔。農民工以一種混雜的狀態存在,這正是政府和財團樂於見到的;如此一來,他們就不用為這一群人付出更多勞動成本。事實上,無論農村或城市都無法提供適宜的生存環境,我們看見一批批離鄉背井的人群進入城市,試圖找到一個角落安生立命;我也常在地鐵和車站瞥見一個個黝黑的身影,扛起沉重行囊,正來到城裡,或者剛要離去。

2011年最後一天,為了與這些師傅們分享新年的歡樂氣氛,我提議仿效去年的活動,策畫了跨年同歡會。我們準備了著名話劇演員陳佩斯的短劇、自我介紹、抽籤拍照、贈送滋根明信片等環節,也買了些點心水果一同享用。年末之末,來者甚少,到場的師傅將微微的笑容掛在嘴邊,問起他們來自哪裡、在哪兒幹活,仍舊靦腆。最後,我們以很簡便的形式與大家跨越了這一個年,並留下諸位的倩影;當我提到要將照片洗出送給他們時,大家倒是很有默契都舉了手表示想要一張。

建築工人是中國移動人潮中相當龐大的一支,他們見證了農村的衰微、打造出城市的榮景,卻還是過著漂泊的日子。上面提過滋根在北京成立項目點的用意是要服務打工群眾與其子弟,建築工區塊的項目就是基於這理念拓展。史各庄活動室目前以播放影片的方式走向建築工,嘗試在影片放映前講解相關權益、近日新聞,以及實用生活常識。以娛樂為媒介從中引導師傅們對自身所處位置有更多的認識,這一點在策略上對於史各庄活動室而言相當重要。史各庄位於拆遷危機較大的城中村,或許無法長久在此,加上建築工的流動性很大,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意識的灌輸相當有必要性。師傅們可以將在這裡得到的資訊帶往下一個工作點,也可以分享給其他同伴。文博曾提到一位常來活動室的師傅提到他都會將在這裡聽到的消息轉述給朋友知道,訊息的流通有助於階級意識的啟發以及累積日後維權所需的知識和手段。

活動室本身也需要更加了解建築工人與中國的建築業發展軌跡,並且引介其他對此領域有興趣或關心的人進來。針對第一點,透過文獻閱讀、實地探訪,以及在活動室與師傅的接觸,利用文字和影像的方式紀錄下來,補足對於史各庄村建築工(與農民工結構)的理解,再從這基礎去認知相關的現實情況。其次,文博與官沛藉由和周邊大學的聯繫,找來學生一起進行工地探訪,未來將視狀況傳承在工地上的實務經驗,讓他們成為主體,順便分擔活動室的職務。

還有一點是,活動室希望提升建築工在活動室的能動性與向心力。我們希望師傅將這裡當成自在的家,而非來拜訪的客人。有鑑於跨年同歡會與會者太少,春節後預計以新年為題再度舉辦,認識新加入的師傅之餘,更想藉機邀請他們負責播放影片的相關工作,例如擺放器材、打掃環境,以主動參與勞作的方式增加他們對活動室的認同。

總的說來,建築工面臨的社會處境可以歸結於下面這段話:「經歷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今天的中國已經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國家的主導下進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作為社會精英為改革提供理論指導和具體政策建議,這些建議最終成為現實的政策,上升為國家意志,通過國家的力量自上而下推行,決定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也直接影響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5]。我們在作為社會成員之一的建築工勞動的身影中,深切看到社會的現實面;我們與他們一同見證今日的中國,也將與他們一起面對明日的生活。

附註:關於中國農民工與建築工及其行業的相關新聞和資訊可以參考「城邊村」,網址:http://www.chengbiancun.com

One response »

  1. linhueijen says:

    能回到村裡的農民工通常都變有款的,回來一下就蓋起一套樓房,讓村裡出不去的人羨慕死了,也都想跟著出去打工。殊不知,也有賺不到錢的工人,好些年都不敢回來農村。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